送士兵的官职。

　　一日，他最终明白了这三个官职对他最大的帮助，那就是可以名正言顺地去安排人经营印度到阳关的商路，完成戴望所完成的初步铺路，正式将运输胡椒檀香等香料作为大宗货物的进口。

　　如今没有海关这类东西，他到天竺进口不需要花一分钱，甚至在原材料地区的掠夺收割，他们难于察觉并且毫无防范意识。

　　这可真是和印度人做生意的黄金时代，佛教在印度有了衰微之相，奉行种姓制度的婆罗门教大行其道，过去的战争已经结束，印度陷入到一种多城邦多种势力的和平年代。

　　没错，他们分裂为一个个的小国家时，会有相当长时间的和平时期，反而阿育王，孔雀王等人的统一时期时，长时间地处于战乱时代。

　　根据戴望的消息，这些国度的人口在稳步上涨，越多的人口代表着越多的商利。

　　在西边他需要印度人，但在碛西至长安的商路上，他需要许多米查干这样的胡商来联通经营。

　　长安城的中亚胡人中，人数最多的是中亚商胡。粟特人本身就是一个商业民族，“利之所在，无所不到”。唐代的经济繁荣和稳定吸引大批胡商东来，有很多人来到京师长安一带。当时长安有东西二市，均是商业之区，亦是胡人们比较活跃的地方。其中东市坐落在贵族和官僚住宅区附近，其“街市内货材二百二十行，四面立邸，四方珍奇，皆所积集。万年县户口减于长安，又公卿以下居止多在朱雀街东，第宅所占勋贵，由是商贾所凑，多归西市”。尽管如此，东市亦有不少胡人店肆，如有毕罗肆及卖胡琴者。关于毕罗，《唐语林》卷8云：“蕃中毕氏、罗氏好此味”。向达先生认为安国之西百余里有毕国，其人常至中土贸易，故所谓毕罗，因来自毕国，遂以为名。毕罗应是指今流行于新疆、中亚一带的抓饭。唐会昌三年（公元843年）六月二十七日“夜三更，东市失火。烧东市曹门以西十二行四千余家，官私财物、金银绢药等总烧尽”。其中当有不少胡人店肆。

　　不过商胡聚集最多的还应在西市，所谓“商贾所凑，多归西市”即是，其“市内店肆如东市之制。长安县所领四万余户，比万年为多，浮寄流寓，不可胜计”。（注：《唐两京城坊考》卷4“西市”条下校补，第页。）市内有衣肆、帛肆、食店、饭铺、鱼肆、酒肆、凶肆、波斯邸等，（注：《唐两京城坊考》附（清）程鸿昭《唐两京城坊考校补记》，第页；《增订唐两京城坊考》卷4“西市”条下增订，第页。）中亚及西域胡人多居于此。《太平广记》卷402中录有许多胡人买宝之奇闻秩事，多指西市胡商。钱易《南部新书》有云：“西市胡人贵蚌珠而贱虵（ｓｈé）珠，虵珠者，虵所吐尔，唯胡人辨之。”（注：（宋）钱易：《南部新书》，己部，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57页。）另，刘肃《大唐新语》卷9亦记：“贞观中金城坊有人家为胡所劫者，久捕不获。时杨篡为雍州长史，判勘京城坊市诸胡尽禁推问。司法参军尹伊异判之曰‘贼出万端，诈伪非一。亦有胡着汉帽，汉着胡帽，亦须汉裹兼求，不得胡中直觅。请追禁西市胡，余请不问。’俄果获贼。”（注：（唐）刘肃撰，许德楠、李鼎霞点校：《大唐新语》卷9《从善》，中华书局1984年版。）可见西市为胡商最大聚居之所。

　　除商胡外，活动并定居于长安的还有一些中亚上层人物，他们大多为入质于唐的中亚王室成员及其后裔和一部分慕义归化者，亦有一些宗教（祆（ｘｉāｎ）教、景教等）首领及通过经商而暴富者。这些人入唐后，受唐册封，享受种种优厚待遇。关于这些人的居住之地，史载不多，似难判断。不过唐对在长安做官的中亚人多赐有宅院，供其居住。他们死后，同僚及子孙往往为其立碑竖铭，碑铭中亦往往提到其居住之所。我们从现今长安出土的一些有关中亚胡人的墓志铭及相关史料中或能找到一些线索（注：下面所列人物，除李素、卑路斯为波斯人外，其余均为昭武九姓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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